教条主义者不遵守这个原则，他们不了解诸种革命情况的区别，因而也不了解应当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不同的矛盾，而只是千篇一律地使用一种自以为不可改变的公式到处硬套，这就只能使革命遭受挫折，或者将本来做得好的事情弄得很坏。[86]
拿中国革命应该走什么道路这个问题来说，在无产阶级革命史上，无论是1871 年法国的巴黎公社，还是1917 年俄国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都是通过城市武装起义夺取政权的。应当承认这是符合这些国家资本主义发展的实际情况的，反映了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革命的一般规律。但是，是否这种方式原封不动地照搬到中国，就能解决中国革命的问题呢？对这个问题，共产国际和斯大林也没有正确解决好，斯大林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中国委员会的会议上，发表《论中国革命的前途》的演说时就认为“不能抛开中国的工业城市而在农村建立苏维埃”，只有到“中国工业中心已经冲破堤防而进入成立苏维埃政权的阶段”[87]，才能组织农民苏维埃。直到1940年，共产国际的领导人还是担心中国共产党离开工人阶级太远了。
所幸的是，毛泽东没有把这些看法当作圣旨，而是根据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政治经济发展极端不平衡的大国这一特点，解剖中国社会的特殊矛盾及其变化，从而达到对中国革命问题认识上的主观与客观的统一，摸索出了工农武装割据，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也正是这一光辉思想使遭受大革命失败的中国共产党重新获得了生机与活力。但是，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党内的教条主义者脱离中国革命的特点，不去深入考察和研究中国革命的特殊性及其规律，而是盲目搬用俄国城市武装起义夺取政权的经验，醉心于发动中心城市的武装起义和攻打大城市，坚持“城市中心论”，指责毛泽东的正确主张为“右倾保守”和“农民意识的地方观念”，结果使革命又一次蒙受了惨痛损失，几乎葬送了中国革命。可见坚持用不同的方法解决不同性质的矛盾这一原则，对于中国共产党人认识中国革命的独特性，并用不同于俄国革命的方法领导和解决中国革命的问题，关系到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革命的生死存亡。